《汪兆鏞與近代粤澳文化》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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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原文化中心史觀的學者，往往視處在邊緣的廣東爲“蠻煙蟹雨”，要藉自北方南下的“蘇海韓潮”傳播華夏精義，然而，鴉片戰争前後，廣東爲中國首開門户，學習近代西方文化早於各省，故廣東文化既有隨南下移民所帶的中原文化，也具融通中外文化的特點，省内香港、澳門兩地，尤居中原文化“邊緣”中的“邊緣”，澳門早於明嘉靖年間已爲葡人所佔，香港則於鴉片戰争後淪爲英國的殖民地，二地的文化異於廣東各省，但港澳二地既爲最接近中國大陸，又是外洋管治下建立一套不同於大陸政權管治的“邊緣”地方，每於國内政治動亂，或政權易手，港澳兩地相較爲安定，遂爲不滿中原政權的士子退隱的地方；更因其“邊緣”特色，既深染華夏文化，又受西方文化的薰陶，一群不滿新政權的士子，可以在港澳二地憑弔中國文化，思念已逝去的政權，又可安居退隱，港澳便成爲不滿新政權的前朝“遺民”南下首選的地方。清末民初的書畫家、史學家、著名學者兼遺民汪兆鏞（1861—1939）就是這樣一位人物，他畢業於清代嶺南高等學府學海堂，把華夏正音傳於異族政權，帶動澳門華文文化事業的發展。(撮要取自內文首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