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慎：《清代〈詩經〉學論稿》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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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其歧異言，《詩經》漢學更側重於關懷政治層面，而《詩經》宋學更側重於關懷人心的層面；倘若就其相同而言，《詩經》漢學和《詩經》宋學都是立足於干政，爲現實政治服務。而《詩經》清學則與《詩經》漢學、《詩經》宋學相異，更側重於其學理意義的探究。也就是説，《詩經》漢學和《詩經》宋學傾向於“治統”，而《詩經》清學則更傾向於“學統”。《詩經》學經過漢學和宋學兩個階段的發展和闡釋，給清人留下的闡釋空間有限，而清儒則在《詩經》學研究上獨闢蹊徑，合漢、宋之長，避漢、宋之短，從而取得了巨大成就，將《詩經》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度。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治學術史特别是清代學術史的學者們已有不少論述，其中尤以陳祖武先生爲著。^〔1〕當然，史學界對於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即使如余英時先生的著名的“内在理路説”，^〔2〕也仍然没有言明學術自身積澱的作用：清代經學的發達，關鍵在於“由文字、音韵、訓詁以通經明道”的學術路向的確立。而實際上，這個治學路徑的提出，我們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的朱熹。所以説，清學對“明道”的重視，自然是對宋學的繼承與發展。^〔3〕而清儒對文字、聲韵、訓詁，即語文學的重視，則是吸取漢學之長了。^〔4〕我們進而從學術自身發展角度來看，清人能以語文學爲基礎治學，則不能不説是依賴於《説文》學的發展；《説文》學的發展，則是依賴於宋、元、明時期六書學的發展；而六書學的發展又是建立在宋代古文字學和古音學、今音學等韵學發展的基礎上的。(撮要取自內文首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