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DOI:
https://doi.org/10.24112/ijccpm.81488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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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首先推出邊林對中國大陸生命倫理學的形成及三十年來的發展歷程進行總結和反思的論文。本文富有哲學見地,且不作現實粉飾,實話實說,值得關心這一學科的人認真閱讀。在邊林看來,一種學問的本質乃是對一個事物的邏輯構建,而任何事物的合理的邏輯構建都必須與這個事物的實際發展過程以及人們對它的認識過程相統一。生命倫理學當然也不例外,其合理的構建勢必是一種邏輯體系的構建。所以,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是考察具有哲學特性的生命倫理學學科的重要認識視角和方法根據。邊林認為生命倫理學在美國的產生與發展在本質上體現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生命倫理學肇始於美國,恰恰是在美國社會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化與科學兩大洪流衝擊下的產物:既是具有顯著學理特徵的西方現代、後現代哲學和倫理學向生命道德領域延伸和擴展的結果,也是科學技術特別是生命科學技術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帶來的社會觀念、社會心理以及倫理標準調整、醫學和生命倫理難題大量湧現導致強烈現實需求的產物。它是在一定意義上完成了對醫學倫理學的一個超越,用更寬闊的視野和更深入的思考來認識、評價生命的道德問題,並且將這一學科置於西方倫理傳統和現代思想完整而系統的本體論承諾上。無論道德多元化為“道德異鄉人”之間帶來多少道德矛盾和差異,西方生命倫理學大體都是在自由主義的旗幟下尋求行為的道德解釋和道德根據。
相對比,中國大陸生命倫理學的形成過程恰恰缺失了西方生命倫理學所具有的這種統一性。在邊林看來,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形成與發展本來也應該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可惜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由於特定歷史階段中國社會現實以及思想和人文環境的原因,中國大陸的生命倫理學在其形成階段就存在先天性的缺陷。而且,在其發展過程中,先天缺陷並沒有得到矯正,邏輯演化過程出現了失常。邊林概述的這種缺陷和失常,在本期其他論文所論述的問題上也得到了印證和例示,諸如蔡昱所討論的臨床醫療決策權之歸屬問題,姜蘭姝等所關注的老人長期照護問題,鄧蕊所探討的倫理審查的制度歷史、運行現狀與困境問題,以及李菊萍所報告的DNA 親子鑒定的倫理與法律問題。最後,邊林深刻地指出,中國現在所具有的生命倫理學並不是、至少從根本意義上說還不是中國自己的生命倫理學,因為它所具有的並不是生長在與它應該相連的根系上,因而不能形成以此為基礎的本體論承諾。從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中國還沒有生命倫理學,所以中國的生命倫理學就必然產生需要建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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